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视点 | 陈钊:要让企业家来探索与实践新质生产力

  发布日期:2024-06-12  浏览次数:

理解新质生产力,应当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联系入手。生产力是经济基础,生产关系是上层建筑,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。“新质”意味着,生产力的作用与以往不同,比如能够带来新型的生产关系,而这种新型的生产关系应当能更好地促进生产力的发展。这样来看的话,谈技术进步或产业创新只是认识新质生产力的其中一个角度。

作者 | 陈钊 完美电竞·(中国)官方网站教授、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

改革开放是培育出更多独角兽企业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

民营企业是独角兽企业的重要主体。独角兽企业是具有高成长性的新生企业,可诞生于两种背景:一是原先存在的管制突然放松,如我国放松对汽车行业的管制后,以奇瑞、吉利为代表的本土民营汽车企业快速成长;二是新生的市场机会,具有前瞻性的新兴行业在市场机会到来后会迅速成长,自然会产生一批独角兽企业,这是无数企业家在不断尝试和失败中探索出来的。

当一个经济体足够庞大,就会有无数的企业家在尝试探索,在概率意义上就一定会有一部分成功的例子。对整个国家来讲,这应该是一种常态。不过,对于单个企业家来说,这是非常具有冒险性的一步。新兴产业在发展初期有着非常高的不确定性,企业家要真金白银地去尝试哪一条才是正确的道路。正因如此,企业家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。

从理论上来讲,培养独角兽企业,需放松不必要的管制。如果我们的汽车产业一直不对民营企业开放的话,我们今天可能看不到,类似奇瑞、吉利、比亚迪这样的国产汽车品牌。放宽市场准入,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机会。其次,企业家的探索具有高度不确定性。因此,我们要给予企业家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营商环境。只要企业家做的事情合法合规,我们就应该保护各种尝试与探索。

近年来,新增独角兽企业数量有所下降,原因还是要从刚才的逻辑里面找。目前的环境有没有在放松,让各种市场主体能够公平地在市场上大显身手?胡润百富《全球独角兽榜2024》显示,独角兽企业中,有很大一部分是和互联网相关的企业,是民营企业。如果我们让这类企业感到束手束脚,那显然不利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。

营商环境也是同理。行业发展初期,在制度还不是很完善的情况下,产生乱象在所难免。社会不能过于理想化,应对企业家的尝试与探索抱有一定的宽容。如果企业一天到晚都在做墨守成规的事情,当然不会产生乱象,但这样的话怎么可能有独角兽企业呢?从某种意义上来讲,乱象也是好事情,说明企业有闯荡的动力。动力是实干的第一步,没有动力,就什么都不要干了。

在企业有动力的前提下,通过制度的不断完善来引导、规范企业的行为是可行的。但法律是随着现实的发展而发展的,事前制定好所有规章制度是不可能的,在这一点上,我们不能过于理想化。企业有了尝试与探索的活力,社会才会发现需要反思的地方,制度才会有所调整与改进。认可企业的尝试与探索,同时不断地完善制度,这才是真正好的营商环境,才有利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。

创新需要依靠改革与开放。前述所提的放松管制、给予企业稳定的预期和良好的营商环境都属于改革的一环,是培育独角兽企业的重要因素。同样,开放也是创新的关键前提。

创新需要开放,需要跟别人交流,需要关注国际上的发展动向。沟通非常重要,大家相互借鉴,相互启发,才不会落下关键信息。另外,开放会带来压力,压力本身也是动力。如果没有竞争压力,创新的步伐可能会有所放缓。独角兽企业或者高成长性的新兴产业动态变化是比较明显的,比如,Open AI在独角兽企业中的排名就上升得非常快,这也正是新兴行业的魅力所在。

有了竞争压力,企业必须不断地去创新,同时相互交流,相互启发,相互碰撞,这个过程会产生更多创新的动力和想法。从这个意义上讲,我觉得开放是非常重要的一环。改革加开放,是培育出更多独角兽企业的最根本的制度保障。

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必然依赖产业政策

创新落到实处,就要考虑如何制定产业政策,怎样的政策环境更有利于独角兽企业的成长。我觉得政府始终要注意,在产业发展,尤其是独角兽企业的发展上,政府一定是不具有信息优势的。政府不会比在市场中拼杀出来的企业家更早知道哪种技术、哪个领域、哪个发展方向是正确的。甚至可以说,连企业家都不知道,他们都只是在尝试,在探索,最终的裁判是市场。所以,不管是中央政府还是地方政府,在市场规律面前一定要学会谦虚,要对市场有敬畏之心,对企业家有敬畏之心,因为市场背后的创新主体是企业家。

如果对市场有了敬畏之心,在制定产业政策时,政府就知道,要给市场留下充分的空间,不能取代市场机制。未来应该发展什么产业,政府不要太自信,而是要交给企业家与市场。无数企业家在创新在尝试,其中也包括代表资本的各类风险投资。它们有失败也有成功,这也是市场机制。政府真正要做的,是让企业家能够放心大胆地尝试,不要有后顾之忧。企业家尝试了以前没有做过的事情,进入了以前没有进入过的行业领域,这可能会对部分现有的体制内主体造成冲击,甚至是短期内产生一些乱象。但政府不要因此去否定企业的创新动力,而应该是事后更好地通过完善制度来引导与规范企业行为,我觉得这是政府真正需要做的。

很多时候,新兴产业的发展并不必然依赖产业政策,一个好的产业政策可以发挥正面作用,但并不是非得有产业政策不可。

比如珠三角无人机产业的发展。珠三角无人机产业的发展没有任何产业政策支持,但因为上游配套产业非常发达,他们的无人机产业得到了很好的发展,这就是市场环境的重要性。有了这样的上游产业基础,在政府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增长点的时候,企业家就能够很敏锐地进入这个领域,从消费级产品开始,做到工业级产品,完成了产业升级。所以,市场环境很重要,通过把企业家精神发挥出来,哪怕没有政府的产业政策扶持,新兴产业照样能够发展得很好。

需要提醒的是,对产业政策的评价不能过于理想化。由于信息不对称,很多政策在实施时会出现不合理的扭曲现象,对效率有所损害。比如,中国的高新技术企业创新激励政策非常成功,有效地促进了企业的研发投入与技术进步。但因为信息不对称,企业报告的研发投入里或掺杂了一定的水分。但瑕不掩瑜,我们不能因为这些水分,就断言这个政策是失败的。

因此,对于产业政策,首先要敬畏市场,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。其次,对政策的评价不能理想化,从这个角度讲,我们应本着客观科学的精神来回答,产业政策如何更好地实施,如何更好地促进独角兽企业的成长,不能因为政策实施中存在有待改进的地方就完全否定政策的价值。

同时,应该参考经济学家那样看待问题。经济学家讲的是机会成本,做任何事情都有成本。比如,政府造一座桥,修一栋楼,是不是只要桥通车了,楼建起来了,这事就有效率了呢?不是的,政府需要考虑的是,如果交给市场主体来做,是不是成本更低、质量更高?只要市场能做得比政府更好,这件事就不该政府来做。类似的道理,发展“新质生产力”也需要在不确定性下发挥创新精神,我觉得还是要交给企业家来探索与实践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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